谣言像江南的雨，缠缠绵绵，无孔不入。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苏州的古玩圈，几乎都知道了补岁堂的事。有人同情苏砚的处境，佩服她一个小姑娘敢扛下这么大的担子；更多的人，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等着看她怎么收场，等着看百年补岁堂，就这么毁在一个小姑娘手里；还有些人，被林茂森的谣言洗了脑，觉得苏砚就是个只会啃老本，没有什么真的本事，根本不懂什么叫文物修复。

陈荞每天都在网上和人对线，澄清谣言，可她一个人的声音，根本抵不过林茂森花钱买的水军和营销号。越澄清，反而越有人说她是急了，是心虚了。

苏砚却像是没看见这些纷纷扰扰。

她把前堂的灵堂收拾妥当，爷爷的遗像，被她恭恭敬敬地请到了书房，和太师父苏长庚的照片放在一起。每天早上起来，她都会先给爷爷和太师父上一炷香，然后就钻进后院的修复室，一待就是一整天。

这间修复室，是她从小跑到大的地方，却也是她最陌生的地方。

小时候，爷爷总说，修复室是最神圣的地方，是和文物对话的地方，不能吵，不能闹，不能带一点浮躁。所以她小时候，总是扒着门框，看着爷爷坐在工作台前，背对着她，肩膀微微弓着，手里的刻刀稳得像定住了一样，阳光透过格窗落在他身上，连灰尘都在光里安安静静地飘着。

那时候我总觉得，爷爷的手有魔法，碎成几片的瓷器，到了他手里，就能恢复如初，连裂痕都看不见。她总缠着爷爷，要学修东西，爷爷却总是笑着揉她的头，说 “不急，等你长大了，心定了，再学”。

后来她考上了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寒暑假回来，爷爷开始教她苏派修复的基本功，教她认瓷胎、配釉色、调大漆、磨刻刀。可她那时候总觉得，学校里教的更科学，更规范，爷爷的老法子，太麻烦，太慢了。她总想着快点学会那些炫酷的无痕修复技法，却连最基础的磨瓷粉，都磨不到爷爷要求的细度。

爷爷从来没骂过她，只是一遍遍地教她，跟她说：“修复文物，就像医生给人看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心不静，手就不稳；手不稳，刀就会偏；刀偏了，毁的就是一件文物，一段历史。”

那时候她不懂，只觉得爷爷太迂腐，太固执。直到现在，爷爷走了，这间修复室，完完全全交到了她手里，她才终于明白，爷爷说的那些话，到底有多重。

推开修复室的木门，一股混合着大漆、瓷粉、矿物颜料和老木头的味道，扑面而来。这味道，她闻了二十四年，刻在了骨子里，闻着这味道，就像爷爷还在身边。

房间不大，十几平米，一面墙是顶天立地的木柜子，分成无数个小格子，里面放着爷爷攒了一辈子的老瓷片、矿物颜料、修复工具，还有一沓沓的修复笔记，每一本都写得工工整整，记录着他修复的每一件文物，来历、年代、破损情况、修复步骤、材料配比，甚至连修复时的温度湿度，都记得清清楚楚。

另一面墙，是一整面的格窗，糊着半透明的棉纸，阳光透进来，柔和得不会伤到文物的釉面。房间正中间，就是那张红榉木的大工作台，长两米，宽一米，台面被几十年的时光磨得光滑发亮，上面有无数道浅浅的刻痕，是爷爷一辈子修文物时，留下的印记。

台面上的东西，还保持着爷爷离开前的样子。

左手边，放着半杯凉透的茶，玻璃杯壁上结着茶垢，杯沿还有一个浅浅的牙印，是爷爷喝茶时总爱咬着杯口留下的。旁边是一块磨了一半的民国老瓷片，瓷片旁边，放着一张砂纸，还有爷爷的老花镜，镜腿上缠着一圈黑胶布，是上次摔断了，他舍不得换，自己缠的。

右手边，是一排按大小顺序排列的刻刀，整整三十六把，从粗到细，每一把的梨木柄上，都被爷爷的手磨出了深深的凹槽，严丝合缝地贴合着指腹的弧度。最外面的一把，是爷爷最常用的修瓷刀，刀刃磨得锋利，却没有一点缺口，刀身上，刻着一个极小的 “山” 字，是爷爷的专属记号。

工作台的角落，堆着一摞宣纸，几管毛笔，还有几个小小的瓷罐，里面装着石青、石绿、赭石这些矿物颜料，罐口结着薄薄的颜料痂，是几十年的时光，一层一层叠上去的。

整个房间里，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爷爷中风住院后，就再也没进来过，这一放，就是两个多月。灰尘落在工作台面上，落在刻刀上，落在那些修复笔记上，像给这段时光，盖了一层温柔的封印。

苏砚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她仿佛还能看到，爷爷就坐在工作台前的椅子上，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刻刀，低着头，一点点修着手里的瓷器，听到她进来的声音，会抬起头，笑着跟她说：“砚砚来了？过来，看爷爷教你怎么补这个冲线。”

可现在，椅子是空的，房间里安安静静的，只有她的呼吸声，和窗外树叶的哗哗声。

她吸了吸鼻子，擦掉眼泪，挽起袖子，开始打扫这间修复室。

她没有用吸尘器，怕震动伤到柜子里的老瓷片和工具，就拿着软毛刷，一点点扫掉柜子上的灰尘，拿着抹布，一遍遍地擦着工作台。抹布擦过台面的刻痕，擦过杯底的茶渍，擦过那些刻刀留下的印记，像是在抚摸爷爷一辈子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