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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岁那年的秋天，青梅的父亲死在了扬州。

消息传来时是九月初九，重阳。长干随父亲在码头查验新到的桐油，远远看见一匹快马踏碎满街落叶，直奔沈家而去。

他撂下手里的货单，跑过三条巷子。

沈家院门敞着。青梅跪在堂前。她面前是一口还未上漆的白木棺椁，沈家婶婶伏在棺边，哭声已经哑了。

青梅没有哭，她跪着，膝下垫着一条蒲团，裙摆铺开如枯萎的花。长干站在门槛外，忽然迈不动脚。

他没有资格进去。

他还不是她的谁。

那夜他没有回房。他蹲在两家相隔的那堵矮墙下，听见隔壁断续传来人声。债主，族亲，里正。

他听不懂那些关于“欠款”“抵押”“借据”的词，他只听见沈家婶婶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最后只剩压抑的啜泣。

青梅始终没有说话。

三更时分，人声散尽。长干听见隔壁传来脚步声，一步，两步，停在那堵墙的另一边。

他也站起来。

他们隔着那堵生满青苔的矮墙，谁也没有出声。

很久之后，他听见她轻轻吸了一下鼻子。

只一下。像他幼时被梅子酸到，又倔强地不肯吐出来。

他攥紧拳头。

他第一次恨自己只有十一岁。

顾家在第三日登门。

长干不知道父亲同沈家婶婶谈了些什么。他只记得那日午后，母亲把他的旧衣从箱底翻出，一件件摊在榻上，挑那几件成色尚好的，叠好装进包袱。

他问母亲：“这是做什么？”

母亲没抬头：“你沈家婶婶要搬走了。”

长干愣住。

“搬去哪里？”

母亲不答。

他又问一遍。母亲终于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半晌，叹了口气。

“搬来我们家。”

十一岁的顾长干听不懂这句话。

他只知道那夜隔壁院门大开，几个脚夫抬着沈家仅剩的几件家具进了顾家西厢。青梅跟在母亲身后，怀里抱着那口陪嫁的木箱，她父亲唯一留给她的遗物。

她跨过顾家门槛时，长干正站在中庭。

她看见他。

他看见她。

两盏灯笼悬在檐下，夜风把它们吹得轻轻摇晃。青梅站在光影交处，半边脸被照亮，半边脸隐入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