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昨天买笔墨纸砚写剧本、画布景花掉的八文，去掉给老乐师结的半日工钱两百文，去掉给杂役小石头买点心垫肚子的十文，再平摊每天的房租、桌椅磨损、布料针线、道具维护……

算到最后，数字冰冷刺眼。

她不仅一分钱没赚着，反倒倒贴了二两银子。

二两银子，听着不多。

可对现在家底薄、只出不进的戏院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釜底抽薪。

俞甘鹿缓缓抬起头，环顾了一圈空荡荡的戏院。

心里，一阵发酸，一阵发沉。

她不是一个人。

戏院里，雇来的老乐师年近五十，原本在街头风吹日晒卖艺，混一口饱饭都难。

她看老人家功底扎实，人也老实，便花钱把人请过来，答应包吃包住，每月还有月钱。

此刻，老人家抱着一把琵琶，坐在角落里，无聊地调着弦。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拨着，声音断断续续，乱七八糟，完全不成调。

那双布满皱纹的手，时不时停下，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心慌。

戏院没生意，他比谁都怕。

怕老板撑不下去，怕自己再次被打回街头，风餐露宿。

靠在红漆柱子上的少年，是杂役小石头，才十五六岁，手脚勤快，话少人老实，是她从流民堆里捡回来的孩子。

此刻，少年耷拉着脑袋，靠着柱子有气无力地打哈欠，眼皮都快睁不开了。

戏院没生意，他就没活干，只能干等着，心里七上八下，惶惶不安。

还有两个临时找来的小戏子，才十二三岁，也是无家可归的苦孩子。

她看俩孩子长得周正，嗓子也亮，是块唱戏的好料子，本来打算好好教，好好养，以后当成戏院的台柱子，慢慢培养成角儿。

这会儿，两个小孩并排坐在长板凳上，头挨着头，小声说话，声音压得低低的，生怕惹她心烦。

可那眼神里的不安、害怕、忐忑，藏都藏不住。时不时偷偷瞟一眼柜台后的她，生怕哪一天醒来，戏院关门，他们又变成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人。

一院子的人，全都靠着她吃饭。

一院子的希望，全都指着这个戏院活下去！

俞甘鹿深吸一口气。

胸腔里那股烦躁、委屈、焦虑，被她硬生生压了下去。

她挺直腰板，眼神一点点沉了下来。

她是谁？

她是从现代舞台上闯过刀山火海的顶流舞台剧演员。

演过几十部戏，扛过无数票房压力，面对过成千上万的观众，经历过全网黑、经历过大起大落，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被那么重的舞台大灯砸下来，她都没死。

难道，还能被这么点做生意的小难题，活活难住？

绝对不能认输，绝对不能哭！

更绝对不能让这一院子跟着她的人，饿肚子！

俞甘鹿猛地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

她不再愁眉苦脸，不再唉声叹气，脚步稳稳的，在戏院里来回走动。

手指轻轻敲着手心，脑子飞速运转，跟在现代剧组分析票房、修改方案、拯救口碑时一模一样——冷静、清醒、犀利，一眼扎进问题核心。

她停在戏台中央，目光扫过一排排空荡荡的座位。

一条，两条，三条。

问题被她在心里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第一，观众接受不了新东西。

古代老百姓一辈子就听《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这些老戏，听了几十年，听惯了，听熟了，审美早就固定死了。

而她的《我丈夫和庶妹不得不说的三两事》，名字大胆，剧情新鲜，节奏又快，冲突又猛，完全打破了古代人对戏文的印象。

太新，太猛，太不一样，反而让他们觉得奇怪、陌生、不好意思看，甚至觉得不合规矩，不敢轻易踏进来。

第二，宣传太差，等于没宣传。

戏院位置在朱雀大街旁，还算热闹，可不算最黄金的地段，人流量有限。她除了开张那天站门口喊了几句，再也没别的宣传手段，全靠路人随缘路过。

除了附近几条街的人，根本没人知道这儿开了家新戏院，更没人知道，这儿有一出全新的、好看的、能让人看得解气的复仇大戏。

酒香也怕巷子深，她这酒再香，没人闻见，也是白搭。

第三，花钱速度，远远甩开赚钱速度。

乐师、杂役、小戏子，都要发钱，管吃住，房租每天都在烧，道具、戏服、笔墨、布料，样样都要真金白银往外掏。

可赚回来的钱，少得可怜，三天连一贯钱都没赚到。

长此以往，别说赚钱了，她当初当掉玉坠换来的三百两银子，早晚赔得干干净净，最后只能关门大吉，重新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想清楚这三点，俞甘鹿非但没更慌，反而眼睛一点点亮了起来。

问题找到了，答案，也就不远了。

她站在戏台中央，目光锐利，气场全开，脑子里那根一直紧绷的弦，忽然“叮”地一声。

像是黑夜中炸开一道闪电。

像是死局里，忽然劈出一条生路。

灵光炸现。

一个大胆、新奇、绝无仅有、又完全符合现代营销逻辑的绝佳主意，在她心底，轰然成型。

俞甘鹿嘴角，缓缓勾起一抹胸有成竹的笑。

从今天起，她要让整个京都的人，都挤破头，往她流光戏院里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