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清晨，打架被开除了，今天去新学校报道。

原因很简单，也不光彩：打架，被一高劝退了。其实也不是我主动打的，只是看不惯一个同学被欺负，加入了战场。我爸在外地做生意，电话里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末了还是叹气，说“你先去三高待着，毕业再说”。

“你确定不用我送你过去？”出门前，我妈还在絮叨，手里拿着我的书包带子，好像我是个还没断奶的小学生。

“不用了，妈，真不用。”我接过书包，单肩挎上，“我自己可以。就几步路。”

“去了别再给我惹事了啊！”她跟到门口，眉头拧成一个忧虑的结，“三高……唉，我知道乱，但你收收性子，最后几个月了，安安稳稳毕业就行。听见没？”

“好啦好啦，放心吧。”我敷衍地摆摆手，拉开门，逃也似的钻进了初春依旧凛冽的空气里。

我家就在县城，离三高很近，走路不过十分钟。爸妈给我创造了挺不错的生活条件，家里不算大富大贵，但也从没短过我什么。他们唯一的头疼事就是我——成绩像过山车，忽上忽下，全凭心情和临场发挥；性子又野，按我妈的话说，“聪明劲儿全用在调皮捣蛋和结交狐朋狗友上了，但凡分一半给学习，早就是年级第一了”。她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能对着复杂的物理电路图一看就懂，却背不下几首必考的古诗词；为什么篮球场上能精准计算传球角度和力度，却总在数学考试时犯低级计算错误。

我也不太明白。可能单纯觉得，有些事太“规矩”了，没劲。

冬末春初的郑县，寒冷像一层顽固的痂，死死扒在大地上。去学校的路上，行人稀少，树木光秃秃的，枝桠像用最浓的墨汁、以最绝望的笔触，胡乱划在灰白色天幕上的裂痕，僵硬，了无生气。校园里更是冷清，偶尔有几个学生缩着脖子快步走过，带起一阵短暂的风声。

我先去了教师办公室。我妈之前已经带着我来“拜过码头”，班主任是个姓张的中年男人，微胖，头发稀疏，脸上带着常年面对差生而形成的、混合着疲惫和麻木的神情。他看到我，点点头，没多说什么，大概对我这种“转学刺头”早有心理准备。

“张老师好。”我站在门口，象征性地敲了敲敞开的门板。

“来了？行，跟我去班里吧。”他端起茶杯，起身。办公室就在高三12班旁边，几乎就在我们走到门口的瞬间，尖锐刺耳的上课铃声响了起来，像是某种不容抗拒的宣告。

跟着张老师走进教室的那一刻，一股混杂着人体热量、灰尘、陈旧书本和某种隐约馊味的、庞大而黏稠的暖流扑面而来。教室里很暗，门窗紧闭，玻璃上蒙着厚厚的、油腻的白色水雾，将内外隔绝。惨白的灯光从头顶的几盏大功率灯泡洒下，照着下面一张张缺乏生气的、或麻木或惺忪的脸。黑板上方，“高考倒计时102天”的红字刺眼地挂着。

“这是我们班新来的转校生，请这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张老师例行公事地介绍着，底下响起一阵稀稀拉拉的、带着好奇和审视的骚动。我能感觉到那些目光，有探询，有漠然，或许还有一丝看到“同类”或“新鲜玩具”的兴味。在这个公认的“放羊班”，任何一点打破沉闷的涟漪都值得关注。

“我叫李清晨，早上的那个清晨。”我做了自我介绍，底下传来几声低笑。挺好，至少比死气沉沉强。

张老师指了指最后一排靠墙的一个空位。“你先坐那里。”

正中我下怀。我拎着书包走过去，经过那些堆满杂物或趴着睡觉的课桌，穿过这片弥漫着颓废和放弃气息的“疆域”。最后一排，没有同桌，靠墙，独立王国。完美。

坐下，把书包塞进桌肚，目光习惯性地扫了一眼前方。然后，我愣住了。

我的正前方，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人。

他背对着我，微微低着头，肩膀单薄，套在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服里。周围的嘈杂、张老师的讲话、同学们的窃窃私语，似乎都与他无关。他手里拿着一支笔，正在一本摊开的练习册上写着什么。姿势很端正，甚至称得上专注，与整个教室那种集体性的涣散和怠惰格格不入。

为什么在这种地方，还有人……这么认真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