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新坐下，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心神空茫，说不清在等什么，只是下意识静候着，等着谁推门进来，带我离开。

我的工作暂时停止了。

再给一黎发消息时，会显示发送失败。

钟冉姐每天会来我的家里转一圈，来瞧瞧我。

许文森的工作越来越忙了，要出差，但我每天都会给他打视频，他无论在干什么，都会接听。

我在家中，什么都不用思考，按时吃药，随意休养即可。

手机里设定的闹钟准时响起，我将它关掉，倒出药盒里的药片，那些药片静静卧在我掌心中，我垂眸看着他们，拉开抽屉，将它们尽数塞进抽屉里隐藏的角落。

几日之后，我去了医院复诊，医生看着检查结果告诉我，我的状态又稳定了不少。

“真的吗？！”我眼中瞬间亮起光，难掩欣喜地望着他。

“是真的，坚持按时服药，恢复的效果会越来越好。”医生温和点头叮嘱。

“状态又稳定了不少”，这句话在我脑海里反复回荡。只有我自己清楚，我已经擅自停药许久了，可连医生都这般说，没吃药的日子里，我的状态竟真的好了很多。

医生的话，总该是可信的吧。

我信心满满，把报告递给钟冉。许文森不在的日子里，一直是她陪着我。

“怎么样，钟冉姐。我就说我的状态没问题了吧。”。

她也结结实实松了一口气：“这样的话，重新接戏也完全可以了。”。

我终于重新站上了大荧幕。

复出之初，我并未急于接戏，先从轻松的访谈类节目慢慢适应。受邀担任一期嘉宾时，我始终语气松弛、谈吐幽默，从容接住主持人的每一个提问。

节目播出，反响很好。我甚至做了抑郁症的公益大使，我向所有人分享自己的抗郁经历与调节方法，鼓励着同受病痛困扰的群体，也由衷感谢那些在我患病期间默默陪伴、悉心照料我的人。

所有人都说，我真的回来了，甚至比之前还要鲜活耀眼。

我听着所有人的评价，确信自己真的好了，甚至比之前还要优秀。

我重新开始接戏。

聚光灯穿透摄影棚的顶光，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斑，空气中弥漫着道具布料的纤维味、化妆间残留的定妆喷雾气息，还有摄像机运转时轻微的嗡鸣，这些熟悉又久违的味道与声响。

我站在布景中央，再次以演员的身份，直面镜头与片场的喧嚣。

导演喊“开始”的瞬间，场记板清脆拍下，我深吸一口气，瞬间代入角色。镜头前的我，不再是那个被抑郁症裹挟、连情绪都需要药物调控的陆屿，而是剧本里那个历经沧桑却依旧坚韧的少年。我念着台词，眼神流转间尽是角色的悲欢，肢体动作自然舒展，仿佛这些日子的沉寂从未存在过，仿佛我从未离开过这片让我热爱的天地。

关于我的病情讨论，也许仍在网络的角落偶有回响。他们或许在担心，那个曾经在医院失控、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的艺人，是否还能扛起主角的重任，是否会在高强度的拍摄中再次崩溃。

但我，会用我的行动回应着这些无声的疑虑。

每天清晨，我总是第一个抵达片场，提前熟悉台词、琢磨角色细节。拍摄间隙，我会和导演探讨表演的节奏，和对手戏演员打磨每一个眼神的交汇。哪怕遇到大夜戏，连续拍摄十几个小时，我也始终保持着饱满的状态，从未有过一丝懈怠。

我不能懈怠，也不能出错。

我要证明我自己，我可以摆脱“抑郁症患者”的标签，重新做回那个为表演而生的陆屿。

只是，在镜头切换的间隙，在休息室独处的片刻，我偶尔会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空茫。在高强度的情绪戏过后，我的心脏会莫名抽痛，眼前会短暂地发黑。

我看着镜子里疲惫的自己，反复告诫自己：再坚持一下，告诉自己现在的稳定都是真的，医生的话没有错，我已经好了。

我…已经好了。

我…已经好了。

我…必须好了。

许文森有时会到片场来看我，他的眼神里总是欣慰中加夹着担忧：“累不累？”。

“不累，我现在的状态，好的不能再好了。”。

他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你开心就好，但别太拼了，身体最重要。”。

再后来，他越来越忙了。

钟冉会代替他来片场，她每次都会带来我爱吃的点心，顺便检查我的“服药情况”。我总是笑着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空药盒，告诉她自己每天都有按时吃药。她看着空药盒，眉头会微微舒展，反复叮嘱我不要大意，要遵从医嘱。

我只是一一应下。

随着拍摄的推进，外界的评价也渐渐转向。曾经质疑我“状态不稳”“不配演戏”的声音，被越来越多的“演技在线”“状态回归”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