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零五分，机场VIP通道的灯还亮着。走廊尽头的洗手间门从里面反锁了，传来一声轻响。

欧阳曦站在洗手台前，风衣已经脱下来。她没看镜子，先把风衣对折两次，左袖压右袖，整整齐齐放在洗手台左边。布料碰到瓷砖，发出一点声音。

她低头，右手摸到锁骨下面那道疤。

皮肤有点紧，像是刚好的伤口。手指刚碰上去，眼前突然一白，耳边响起心电监护仪的警报声，很刺耳。一个男声说：“供体匹配度37%，手术风险很高。”另一个声音说：“但她没得选。”

她眨了眨眼，声音和画面都没了。洗手间里只有排风扇的声音，还有她的呼吸声。

她打开小行李箱，拿出一件月白色的旗袍。真丝面料滑出来，她先穿右臂，再套左臂，动作不快，但每一步都很准。腰上的盘扣她自己系，绕三圈，一收，打得正正好。

旗袍穿上后，她的样子变了。肩膀挺直，背也直了，站姿也不像刚才那样缩着。这时她才抬头看镜子。

脸色还是白的，但不像生病时那么透明。丝绸的光让脸柔和了一些。她伸手到后颈，解开珍珠项链，绕过脖子，重新扣上。坠子落下，刚好盖住那道疤。

她看着镜子里的人，看了三秒，然后闭眼。

她深吸一口气，再吸一次，第三次吸完停了两秒，慢慢呼出。

脑子里突然冒出一段拉丁文。不是她想的，也不是她学的，就是直接出现的。那是她当年在牛津医学院念过的誓词开头。现在它自己出来了，像开机时的声音。

就在这一瞬间，三个画面冲进她脑海。

第一个：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躺在急诊床上，心电图乱跳，血压80/50，血氧89%。她知道要怎么做——马上准备电击除颤，用200焦耳，同时打一针肾上腺素，准备好第二次除颤。

第二个：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左手垂着，嘴歪，说话不清楚。她脑子里自动出现CT图像——右边脑部有出血，大约28毫升，周围脑组织被压着。最佳治疗是开颅清除血肿，但得先确认他有没有房颤或吃过抗凝药。

第三个：一幅基因图谱出现在眼前，第9号染色体q34位置有个罕见突变，导致心肌纤维化。这种病全球不到二十例，而这个基因特征，和她移植的心脏供体非常相似。她甚至看到DNA在转，碱基一对一对很清楚。

她没动。

这些不是回忆，也不是知识。它们像是被唤醒的东西，自动出现，不需要她去想。

她的能力回来了。

她睁开眼，眼神没变，但目光不一样了。镜子里的女人不只是欧阳曦，她现在能看清一切，也能做决定。过去两年像被封起来的数据，现在全部打开了。

她抬手，轻轻摸了摸项链的坠子。珍珠不冷也不热。这个动作不是为了检查戴得好不好，而是看看自己还能不能控制情绪。

可以。

她低头看旗袍袖口，用左手捏住褶皱，一点点抚平。一寸一寸地弄，像在调整机器。她的手指细长，指腹有茧，不是弹琴留下的，是以前拆装设备磨出来的。

洗手间外面传来行李车的声音，还有广播通知航班延误。她听不清说了什么。那些声音像是隔着水传来的，模糊，也不重要。

她再次看向镜子。

这一次，她看到的不是一个刚回国的女人，不是谁的前任，也不是家里期待的那个女儿。她看到的是一个找回自己的人。

以前有人把她当成坏女人——嫉妒男主，欺负女主，最后发疯自杀。剧本早就写好了，路也安排好了，连怎么死都定好了。但现在她知道了，这不是命，是别人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