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改变他已经死了的事实。”辛月见的声音有些发抖，但她强迫自己冷静，“但能改变他是怎么被记住的。能让该负责的人负责，能让该被感谢的人，堂堂正正地说一句感谢。”
陈国栋看着她，眼神复杂。那里面有同情，有无奈，或许还有一丝极淡的、被勾起的愧意。他再次沉默，手指又开始摩挲那个茶缸，力道比之前大了些。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他终于开口，声音更加沙哑，“平星镇……有平星镇的规矩。有些线，不能碰。有些人……”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显。
“张大利？”辛月见直接点出了这个名字。
陈国栋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深深地看着辛月见，那眼神仿佛在衡量，在判断她到底知道了多少，又到底有多大的决心。
“他捐了路灯。”辛月见继续说，语气平静，却带着一股执拗的力量，“在魏流夏死后一周，就给事故路口捐了路灯。上了《平星周报》，成了热心公益的善人。陈警官，您不觉得，这太巧了吗？像不像……一种补偿？或者说，一种封口费？”
陈国栋的脸色沉了下来。他不再摩挲茶缸，那双布满老茧、指关节粗大的手，紧紧握住了杯身，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报纸上的东西，看看就算了。”他避开了辛月见的直视，目光落在桌面上某处虚无的点，“张大利……是镇上的企业家，给镇上做点贡献，也没什么稀奇。”
“那魏流夏的表叔家呢？他们拿了一大笔赔偿金，然后人就消失了。这符合规定吗？”
“赔偿是双方协商的，符合程序。”陈国栋的回答滴水不漏，但语气里的疲惫和某种无力感越来越明显。
“协商？”辛月见几乎要冷笑出来，“跟谁协商？魏流夏躺在太平间里跟他们协商吗？还是跟那两个拿了他的卖命钱就跑得无影无踪的所谓‘亲属’协商？”
“辛月见同志！”陈国栋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丝被冒犯的怒意和长期压抑的烦躁，“注意你的言辞！这里是派出所！办案讲证据，讲程序！不是你想当然！”
办公室里气氛骤然紧张。年轻时的陈国栋或许是个雷厉风行的硬汉，但多年的基层生涯和某些无形的规则，显然已经磨平了他许多棱角。此刻的愤怒，更像是一种被戳到痛处的防御。
辛月见没有被他吓住。她看着眼前这个眉头深锁、眼中布满血丝的老警察，忽然觉得他有些可怜。
他被困在某种规则里，困在自己的良心和现实之间，挣扎了七年，或许更久。
她不再追问，也不再试图激怒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用那双握过枪、也握过无数案卷的手，紧紧攥着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旧茶缸。
沉默在办公室里蔓延，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像在倒数着什么。
良久，陈国栋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肩膀垮塌下去。他松开紧握茶缸的手，那粗糙的手指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白痕。他端起茶缸，却发现里面已经空了。
他起身，走到墙边的热水瓶旁，背对着辛月见，慢慢地往茶缸里续水。热水注入，腾起白色的水汽，模糊了他有些佝偻的背影。
“顺利修理厂，”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几乎要被热水注入的声音掩盖，“老板叫张大利。”
辛月见的心猛地一跳。她屏住呼吸，等着下文。
陈国栋没有回头，依旧背对着她，仿佛在对着墙壁说话：“他七年前开的那辆蓝色货车，是老解放牌的，车斗加高了，经常超载拉砖。那车……刹车一直不太好。”
他顿了顿，似乎在回忆，又似乎在斟酌措辞。“事故报告上写的是……刹车失灵，意外。”
他将“意外”两个字，咬得有些重。
他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后坐下。
他没有看辛月见，目光落在那个热气腾腾的茶缸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发出有节奏的、沉闷的笃笃声。
“我老了，记性不好了。”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辛月见说，“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档案室的东西，年久失修，有时候也会丢。”
他说完，抬起眼，第一次用一种近乎直白的目光看着辛月见。那目光里没有鼓励，没有支持，只有一种深重的疲惫，和一种“我只能说到这里”的暗示。
“谢谢您，陈警官。”辛月见站起身，将牛皮纸袋仔细地收好。她明白了。刹车一直不好……档案会丢……这就是他能给的，全部的提示了。
陈国栋没有回应她的道谢，只是挥了挥手，示意她可以走了。在辛月见拉开门，即将离开的时候，身后传来他最后一句低沉的话，像叹息，也像警告：
“丫头，路滑，看着点走。”
辛月见脚步顿了顿，没有回头，轻轻带上了门。
走廊依旧昏暗，空气里的消毒水味似乎更浓了些。她快步走出派出所，直到站在外面阴沉的天空下，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到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
陈国栋的话像一块拼图，填补了她猜测中的关键一块。刹车一直不好，却还在上路。事故报告上的“意外”，究竟有多少“意外”的成分？
而“档案会丢”……这是暗示，当年的案卷，或许并不完整？或许，有什么东西，没有被记录在案？
她抬头看向灰蒙蒙的天空。路滑，看着点走。
接下来的路，恐怕比她想象的，还要泥泞，还要危险。但她已经没有退路了。不是为了当英雄，不是为了翻案，只是为了那个在水晶一样透亮的心里，藏着书店梦想的少年。
为了他风化的墓碑，和那本扉页上写着歪斜名字的《草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