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十三的秋风吹进淮安漕运司正堂时，案头刚送到的京城邸报上，一行弹劾两人的字迹像针一样扎在纸面上。

署名是朝中守旧派的户部给事中，洋洋洒洒数千言，直指陆淮与沈砚“擅改祖制、变乱漕规”，说他们把传了上百年的运军屯田、闸河旧制改得面目全非，长此以往定会坏了大明漕运的根基，恳请嘉靖帝下旨废除所有新定条例，将两人召回京城问罪。

消息当天就传遍了淮安城，沿岸不少等着看改革翻车的旧豪绅立刻动了起来，纷纷派人往京城递状纸，添油加醋地罗列两人的“罪状”，连之前被收归官有的泉眼、分给灾民的河滩地，都成了他们口中“侵吞官产、私惠小民”的罪名。

漕运司里不少老胥吏吓得脸都白了，偷偷把刚贴出去的新漕规往墙上撕，生怕哪天圣旨下来，自己跟着受牵连。

陆淮拿着邸报去找沈砚的时候，对方正趴在桌上算账，手里的朱砂笔把近三年的漕运数据列得整整齐齐——改革前，四百万石漕粮从江南运到京城，沿途耗损能到七十万石，运军逃亡人数每年过千，闸河堵船最长能等一个月；改革这两年，耗损直接压到了十七万石，逃亡的运军几乎全部归队，山东闸河的通行速度比之前快了三倍还多。

沈砚把这些数据按年份、按河段一一标在漕运全图上，每一个数字后面都附了沿岸粮仓的签收凭证、运军的联名画押，连沿途州县的百姓证词都按顺序装订成了厚厚的几册。

“他们说咱们改祖制，那咱们就把‘祖制’两个字掰碎了给皇上看。”沈砚指尖点着账册上的数字，眼底没有半分慌乱，“永乐年间定漕运规矩，本意就是让粮船顺畅、运军安稳，现在那些守旧派抱着的哪里是祖制，是他们自己靠旧规矩吃了几十年的好处。”

两人连夜关在书房里写奏折，从嘉靖三十七年淮安的贪腐旧案写起，一路写到黄河堵口、复泉建柜、运军分田，每一条改革举措后面都跟着实打实的账目。

新漕规推行后，朝廷每年能少花六十万石补亏空的银子，沿岸百姓不用再被河工摊派盘剥，连京城的粮价都比往年稳了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