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多米的离开让这个曾经幸福的四口之家深陷阴霾，大概是悲痛的情绪难以疏解，他的父母开始频繁出入于医院。他们不仅质疑医院的医疗水平、韩书臣的手术资格，还质疑整个手术过程是否合规。

家属的质疑并非没有根据，一场四小时的手术足足做了十三个小时，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手术室内的医护人员没人知道。

华科向来注重医患关系和医院口碑，院方立即请独立三方介入，并全面停止韩书臣的工作，要求他配合调查。

第三方的调查进行得不算快。

手术记录、麻醉记录、术中用药、监护数据、手术完整录像，以及所有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的陈述，都被一一调取。

韩书臣将自己记得的每一个细节按要求写了下来，从术前评估到开胸后的实际情况，再到手术结束后孩子被送进ICU，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尽可能还原。

他写得很仔细，哪怕手术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他仍然能清楚地记得手术室里每个人站的位置，记得器械递到手里的触感，也记得最后一次确认孩子的心脏情况时，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

只是他不太愿意去想手术结束后的事。

多米的父母需要一个出口，所以他们不厌其烦地向医院要一个答案，尽管韩书臣当面的、书面的解释过手术为什么会比预计时间更长，也解释过孩子的病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那些话落在悲痛欲绝的父母耳中，听起来大概都像是在为自己辩解。

后来，多米的父亲问他：“韩医生，你当时为什么非要让多米做手术？”

韩书臣怔了一下，回答说：“他的病情已经不适合继续保守治疗了。”

“可他以前也一直这么过来的。”

“以前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男人的声音突然拔高，“他以前也会喘，也会生病，可他至少还好好活着。你们说不做手术不行，说再拖下去会有危险，我们才签字的。现在呢？孩子没了，你告诉我这些有什么用？”

韩书臣没有反驳，他知道多米父母的诉求其实很简单，他们听不进去理由、解释，不需要医学上的反复佐证，证明那场手术全程合规、没有问题，他们的诉求只是希望儿子可以平安健康的走出那场手术，仅此而已。

多米的父亲没有再听下去，他转过身，把妻子从椅子上扶起来，临走前回头看了韩书臣一眼。

那一眼里有悲痛，也有无法掩饰的怨恨。

韩书臣站在原地，在多米父亲的眼神里短暂的失神。从医数年，他未曾质疑过自己的判断、能力、职业水平与道德。这是第一次，他有过片刻的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真的错了，然而没有人能替韩书臣回答这个问题。多米当下的情况，韩书臣已经竭尽所能完成了自己作为医生能做的所有事情。

调查期间，韩书臣暂时离开了临床工作，但他几乎每天都待在医院接受各种问询和调查。偶尔有人在走廊里遇见他，想说些什么，最后又只是匆匆打个招呼，这种时候似乎无论是对家长还是对韩书臣都不太适合有太多的情感表达。

失去亲人毋庸置疑是痛苦的，可被痛苦裹挟的医生却难以被同情。医院说这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但听起来像是医生合该承受这些负面的情绪。

院方的调查结论很快公布，第三方评估认为，患儿术前病情复杂，手术指征明确，现有资料不足以认定韩书臣存在严重医疗过错。手术过程中发现的实际情况与术前评估存在差异，手术时间延长，也有相应的医学原因。

从医疗程序上看，这并不是一台可以简单归结为操作失误的手术。

可多米的父母并不接受这样的结论，他们反复要求查看完整的手术录像，追问每一个细节，他们认为，如果韩书臣没有坚持劝他们手术，多米至少不会死在那张手术台上。

院方一次次安排沟通，解释调查结果，也尽可能回应他们提出的问题，但沟通没有让事情平息。

一次长达三个小时的沟通会后，所有人都精疲力尽。多米爸爸手里按着一叠资料盯着韩书臣看了很久，然后问他说：“韩医生，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不做手术，我儿子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韩书臣没有立刻回答。

这个问题他不是没有想过，可他不能把一个没有发生过的结果当作答案，更不能告诉家属，继续保守治疗就一定能保住孩子的命。

“我想过。”他最后说，“但我没办法告诉你，如果当时不做手术，结果一定会更好。”

男人荒唐地笑了一声：“所以你也不知道。”

韩书臣看着他，三个小时下来他也很累了，但仍然保留最后一丝理智与体面，他没有否认：“是。我不知道。”

这句话似乎彻底激怒了对方：“你不知道就敢劝我们做手术？”

韩书臣咬住牙关，手指微微收紧。

他想解释，医学从来不是一门能够提前给出所有答案的学科。医生能做的，是在有限的检查结果和已有的经验里，判断哪一种选择更有可能让患者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