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份报告，是三份。免疫蛋白、检测卡、疫苗，每个方向都有独立的市场分析、技术路线、政策环境。

数据详实，逻辑清晰，每一页都像是花了几个月时间做出来的。

但这些报告不是花了几个月。他在知道塔纳病毒的消息之后，加班赶出来的。

我继续往下翻。他画了一张产业链图，从上游的原料供应到下游的医院渠道，每一个环节都标注了怀慈医疗可以切入的位置。

我看完最后一页，放下手机。

窗外的公路已经完全没有车了，路灯亮着，只有风把落叶吹得满地跑。

我忽然明白了。

白砚不是在做一个项目。他是在建一个底盘。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不依赖白家的、可以在任何风暴里站稳的底盘。

而我，可以做他这个底盘里的第一块砖。

不是附属品。是合伙人。

这个认知让我心跳快了一拍。不是害怕，是兴奋。

前路未卜，危险重重，但那种危险里有一种很吸引人的东西——像是在悬崖边上走钢丝，下面是万丈深渊，但风很大，吹得人很清醒。

我拿起手机，给白砚回了电话。

“看完了吗？”他问。

“看完了。”

“有思路吗？”

我想了一下。

“有一点。”我说，“但更多的是——”

我停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兴奋。”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白砚笑了一下。不是那种大声的笑，是很轻的一声，像风吹过树叶。

“我也是。”他说。

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让我愣了一下。白砚很少说“我也是”。

他通常会说“我知道”或者“我理解”，但“我也是”意味着他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害怕，但兴奋。

“你坚持一下。”他说，“手续我来办。先把你从汉江接出来，但路上关卡多，时间说不准。”

“好。”

“别出门。”他说，“我安排人给你送些吃的。”

“你呢？”

“我在青平。”他说，“暂时过不来。”

我看着屏幕上的字，忽然觉得实验室很大，很空。

主机还在嗡嗡地响着，但那种声音不再让我感到安心，反而像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一个人在这里，提醒我被困住了。

不是被困在实验室里。

是被困在一个不知道他在哪里的地方。

“白砚。”我说。

“嗯？”

“你也小心。”

他沉默了一下。

“好。”他说。

电话断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窗前，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很久很久。

远处有救护车驶过，蓝色的灯在夜色里一闪一闪，像某种信号，又像某种警告。

我不知道那辆车里坐着谁，不知道它要去哪里。但我知道，从这一刻开始，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我想起来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在导师办公室见过几位学长，专业方向似乎是对的。

我拿起手机，给老师拨了电话。

响了四声，接起来了。

“喂。”

“老师，我是沈诺。”

“哦，沈诺，“导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背景里有翻纸的声音，“你有什么事情？”

“老师，塔纳病毒流行，我接到了相关的项目，做疫苗，想问您那边有方向合适的博士生推荐给我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翻纸的声音停了。

“疫苗，“导师说，“你一个本科生，要拉博士生做项目吗？”

“是的老师。”我说，“合作方出实验室和经费，资质一起申请，做出来的成果归团队，合作方只要授权。”

导师没有立刻说话。我听见他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很轻，像是下意识的习惯。

“这样，”他说，“我给你推几个人。但是他们现在都毕业了，有的在实习，有的在工作，能不能说动，看你自己。”

“我明白。”我说，“谢谢老师。”

电话断了。

我盯着手机屏幕，等了几秒钟。然后微信响了，导师推过来三个联系方式。

我毫不犹豫，点了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