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纪青松，取自“咬定青山不放松”。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我妈说，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希望我这辈子像竹子一样，根扎在石头缝里，风再大也吹不倒。

五岁那年，家里来了三个男人。

他们进门的时候没敲门，是踹开的。木门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碎屑簌簌往下掉。母亲从厨房冲出来，手里还攥着锅铲，看见那几个人脸上的表情，腿一下子就软了，但还是顶在那没有后退，因为我在屋子里。

“你男人欠了我们二十万，说好上个月还，人呢？”

母亲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跑了。拿着借来的钱，跑得干干净净，连一件换洗衣服都没带。

那三个男人没找到人，砸了家里能砸的所有东西。电视机、暖水瓶、茶几上的玻璃板，碎片溅了一地。母亲把我死死搂在怀里，用她的后背挡住了那些飞溅的碎渣。

碎玻璃扎进她胳膊的时候，她一声都没吭。

我那时候太小了，只知道哭。

一个月后，爸爸的尸体在邻市的一条臭水沟里被发现了。

法医说是钝器击打头部致死。没人去认领。母亲是最后去的那个人。她在太平间门口站了十分钟，最终还是没有推开那扇门。她委托了一个远房亲戚去办手续，火化那天，她也没去。

“他死了。”母亲回来的时候只说了这三个字，脸上很平静，什么表情都没有。

我那时候不懂，为什么她不难过。后来我才明白，因为眼泪早在无数个等不到人的深夜里流干了。

从那以后，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两件事：上学，和活着。

母亲开始同时打三份工。白天在服装厂踩缝纫机，晚上去饭店洗碗，周末还要去商场做保洁。我放学后就在服装厂的仓库里写作业，空气里弥漫着布料和机油的味道，缝纫机咔嗒咔嗒的声音似乎永远不会停歇。

我在那个仓库里写完了一本又一本练习册。

缝纫机的噪音盖不住隔壁工人阿姨的闲聊。她们有时候会说起我妈：“那个女的，一个人带个孩子，老公跑了还欠一屁股债，也不知道图什么。”

我妈听见了，从来不说话，只是把缝纫机踩得更快。

我学习成绩很好，好到班主任专门来家访。她坐在那张被砸过又修好的木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环顾了一圈我们那个家徒四壁的房子，最后对我妈说：“这孩子是个考重点大学的料。”

母亲坐在对面，指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油污。她没有犹豫，说：“能读多高，我就供她多高。”

班主任走后，母亲干活干得更加卖力了。

我考上了省重点高中，学费全免，还有生活补助。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破天荒地买了一只烤鸭。两个人坐在那张旧桌子前，一人一半。母亲没怎么吃，把自己那份鸭腿夹到了我碗里。

“妈，你吃。”我说。

“妈不爱吃这个。”母亲别过头去。

我没再推让。我低着头把那只鸭腿吃完了，眼泪一滴一滴掉进碗里，和着米饭一起咽了下去。

那只鸭腿味道很好，即使后来我品尝过许许多多的美食，都没有那只鸭腿好吃。

高二那年，母亲在服装厂加班到凌晨两点，缝纫机的针扎穿了她的食指。她自己拿碘伏冲了冲，用创可贴缠了两圈，第二天照常去上班。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三天后了。我掰开母亲的手看了一眼，食指肿得像一根胡萝卜，创可贴下面的伤口已经开始化脓，黄白色的脓液从创可贴边缘渗出来。

“去医务室看一下。”我说。

“不用，过两天就好了。”

我没再说话。我回到房间，关上门，坐在床沿上，把脸埋进枕头里，一声都没吭。

枕头湿了一大片。

那天晚上，我确定了我的人生目标：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我想让我妈从那台缝纫机前面站起来，再也不需要回头。

……

……

……

……

许多年过去了。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落叶。

病房在二楼。窗外那棵银杏树的叶子正在一片一片往下掉，打着旋，慢悠悠地落下去，最后停在不知道哪个角落。

我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自己手上。

七十三岁的手。骨节突出，皮肤松弛，手背上散落着几块淡褐色的老年斑。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这是我做交易员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敲键盘要利索，指甲不能长。

这只手曾经一天敲过几千次键盘，曾经在交易软件上点下过几千万的买单，曾经签过上百份合同，也曾经在深夜握着一杯凉透了的咖啡，独自盯着屏幕等待大洋彼岸的开盘铃响。

我现在用这只手端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发现自己在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