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林若星提前两天便开始铺垫。

第一天凌晨三点半，她以“失眠”为由，穿着家居服在庭院里短暂走动。她故意在几个摄像头前停留，让自己被清晰地记录下来。值班的安保人员通过监控看到后，用对讲机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她回答：“不用，只是睡不着，出来走走。”

第二天同一时间，她重复了同样的行为。这一次，安保人员只是例行公事地确认了一下，便不再关注。

真正的行动夜，是第三天。

凌晨三点二十五分，林若星从床上起来。她没有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走到衣柜前。她提前在这里藏好了一套衣物——深灰色的运动套装，面料普通，款式毫不起眼；一双黑色的登山鞋，鞋底柔软，走路几乎无声；一个半旧的帆布包，容量刚好，不会太大引人注意，也不会太小装不下必需品。

她快速换上衣服，将长发扎成一个低马尾，用一顶深色的棒球帽盖住。镜子里的人瞬间褪去了所有“宋景淮身边女人”的精致痕迹——没有妆容，没有首饰，没有昂贵的衣物，就像一个最寻常的、赶早班车或火车的疲惫旅客。

她检查了一遍帆布包里的东西：证件、少量现金、那台无法被远程定位的旧手机、一瓶水、几块压缩饼干。她的指尖在包内触到那本硬壳笔记本的棱角时微微停顿——那是她亲手编写的《宋先生喜好指南》，记录着五年来的观察和总结。

如今，这本曾经用来讨好他、适应他的指南，变成了她预判追捕的地图。她必须带走它，因为里面不仅有他的喜好，还有他的习惯、他的思维模式、他可能采取的行动。

三点三十分，她轻轻推开卧室的门。走廊的声控灯被她提前做了手脚——她用口香糖卡住了开关的感应器，灯不会自动亮起。她悄无声息地穿过昏暗的走廊，没有走通往正门、布满摄像头的主道，而是选择了通往储藏室的侧廊。

三点三十五分，她躲在储藏室的门后，透过门缝观察外面的情况,吴妈的身影准时出现，她穿着深色的外套，手里拿着一个保温壶，走向辅楼的方向。脚步声逐渐远去，消失在夜色中。

林若星深吸一口气，推开门，快速穿过小庭院。她的脚步很轻，落在铺着鹅卵石的小径上，几乎听不到声音。十一月的夜风带着寒意，吹过她的脸颊，带来一阵刺痛,但她顾不上这些，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接下来的行动上。

三点四十分，她到达庭院西侧那扇小铁门前。门被一把老式的挂锁锁着，但她早就准备好了工具——一根细铁丝，是她几个月前从花园的工具房里偷偷拿的。

她蹲下身，将铁丝伸进锁孔，手指微微颤抖，但动作熟练。五秒后，锁“咔哒”一声打开了。

她轻轻推开门。生锈的门轴果然发出“吱呀”一声轻响——但在不远处值班室隐约传来的电视声与安保人员的低声笑谈中，几乎被完全淹没。

门外是一条僻静的辅路，平时很少使用，路灯稀疏，光线昏暗。凌晨的风更大了，吹得路边的梧桐树哗哗作响。林若星将帆布包紧紧抱在胸前，快步走向约定的地点——前方一百米处的一个路灯阴影下。

一辆出租车已经等在那里，亮着“空车”的灯。这是她用那张不记名电话卡预约的车，司机是个中年男人，看起来有些疲惫，正靠在方向盘上打盹。

林若星拉开车门，坐进后座。司机被惊醒，回头看了她一眼：“去机场？”

“对，江北国际机场，T2航站楼。”她的声音有些发紧。司机点点头，启动车子,出租车缓缓驶离辅路，汇入凌晨空旷的主干道。

凌晨四点半，江北国际机场T2航站楼灯火通明,虽然是凌晨，但这里依然人来人往——有赶早班机的商务人士，有带着孩子的家庭，有背着大包小包的背包客,广播里不断播放着航班信息，行李箱轮子划过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

林若星攥着一张飞往云南昆明的机票，混在人群中办理值机。她选择的这条路线经过精心设计：先飞昆明，再从昆明转机到西双版纳，然后从陆路口岸进入老挝，最后辗转前往泰国,再从泰国飞往东南亚。这是一条相对隐蔽的路线，不容易被直接追踪。

值机柜台前排队的人不多,她低着头，将护照和机票递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是个年轻女孩，看了看护照，又看了看她，例行公事地问：“有托运行李吗？”

“没有，就这个随身包。”林若星指了指肩上的帆布包。女孩在电脑上操作了几下，然后将登机牌和护照还给她：“祝您旅途愉快。”

林若星接过登机牌，心跳如鼓,一切顺利得让她不敢相信,她快步走向安检口，不敢回头，生怕在某个角落看到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

安检过程也很顺利,她将随身物品放进塑料筐，走过安检门，机器没有报警,安检人员只是随意地看了看她的包，便示意她可以通过。

当她终于踏入登机口区域，看着远处廊桥上那架即将起飞的航班时，一种巨大的、近乎虚脱的解脱感席卷了她,她靠在墙上，深呼吸，试图平复狂跳的心脏。

自由，似乎触手可及。

登机口前有几排座椅，稀稀拉拉地坐着等待的旅客。林若星找了个最偏僻的角落坐下，戴上口罩和帽子，将脸埋进衣领里，试图将自己完全隐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