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向我：“我在想，以前的你还挺温柔的。”

沉默了一个小时的李枫杨腾地坐直。他激动个什么劲？

上次珩说“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之后，我跟他的关系就变得特别和平。我们坦然地接受了彼此是同一个人的事实，同甘共苦，夸赞和诋毁都一同分担。但她刻意挑出“以前的你”来夸，心胸狭窄幼稚得很的本人马上推翻了脆弱的联盟。“什么以前的你挺温柔，”我跳脚，“现在的我不温柔吗？”

珩用看傻子的眼神看我：“你好敏感哦。”

下午四点半，我和珩在钟山区养老院附近的公交车站下车。

这地方离旅游风景区很近，建筑疏落，周围很多高大的梧桐树，时候没到秋天，梧桐还绿着，放眼望，一路都是高耸入云的身材相似的灰色树干，顶上绿叶遮天蔽日，路面上光线比实际上要暗许多，使人对时间有所误判。我和珩跟着手机导航往前走，终于走出这鬼打墙似的梧桐大道，前面是一片老旧的居民区，低矮的居民楼前面是一排商铺，还有一个千禧时代设计风格，看着不太高档的小商场。

珩拉着我进去，她随便买了件卡通图案的T恤，之后跑到商场的洗手间里。我在门口等她，她很快就出来了——脸上的妆卸得干干净净，眉毛淡得几乎没有，夸张的大耳环项链手链都摘掉，又变回平时我熟悉的模样。她又买了个渔夫帽，把绿色头发盖住。我和她在商场里买了点水果，我们装作寻常去探望的亲属，来到养老院门口。

探视时间五点钟开始，我们在养老院门口等了一小会，就跟着其他人走了进去。

养老院门口做来访登记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妈，她往我们身上扫了一眼，马上就认出我们是没来过的生面孔。她拦住我们，让我们拿出身份证来登记。

每个住在这里的老人，都有单独的一页访客登记。我一页页往后翻，李鸿辉的名字不期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底下的访客记录一片空白。本子是从去年年底开始用的，可见除了葛玉，这一年里没有别人来探望过他。

我把身份证递给大妈，在本子上登记。大妈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你们是他什么人？”

我的身份证在对方手里，移民海外的说辞这时候不能用，今天一整天都在说谎，我说起谎来轻车熟路的，我很快又编了个理由：“他是我姑丈——”大妈捏着我的身份证，马上发现问题，她打断我：“那你为什么姓江？”

我抬头看她：“我跟我妈姓。我爸姓葛，葛玉是我姑妈。”

听我报出葛玉的名字，她眼里的警惕退去，我们胡乱编了点说辞，说我在S城工作，一直很忙，最近和珩结婚，趁着休假来探望一下，云云——珩很适时地把自己的港澳居民居住证递给大妈登记。大妈没再问什么，她往远处的电梯指了指，说：“他在205，电梯上二楼，往右转，最边上的房间就是。”

进门的时候，和我们一起来探望的人似乎不少，等到我们走到楼里，人分散开，这里看起来就很冷清。楼道整修过，但难掩建筑整体的老旧，我一边走一边往旁边的房间里看——一个房间里住进六到八个人，床和床之间用米黄色碎花的帘子隔开，大多数床位旁边没有人探望，每个屋里都有一个护工，护工在角落坐着看手机，外放小视频，或是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屋里来回走动干活，可能因为老人们都耳背，护工都是大嗓门，他们自言自语的声音，我们在走廊上都能听见。

我和珩一路走到最里面的205房间，我先往里面瞄了一眼，葛玉不在。屋里没有家属，只有一个护工在玩手机。房间门口挂着名单，李鸿辉，李鸿辉在八床。

我提着果篮走进房间，屋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算不上臭，说不清是什么味，是一些潮湿的腐熟的味道，混着一些刚拖完地没散尽的洗涤剂和消毒水气味。这种气味充满了整个养老院，而似乎在这个房间里，气味还要更浓重一些。常年卧床的几个老人都把目光投到面生的我和珩身上，我往里看，最里面的八号床上躺着一个看不清是醒是睡的老人。那是一个特别老，特别老的老人，老得我的大脑毫无动静，他跟我记忆中的李鸿辉一点也不像，他的形象没有触发任何关于他的记忆线索。我又往床尾的卡片看，又重复再看一遍床头边上小屏幕显示的姓名——李鸿辉。是李鸿辉。李鸿辉，妻子叫葛玉，年龄……六十岁。所有细节都对得上。

我走到他床边，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老得不像话，那根本不是一个六十岁的人会有的长相，他看起来像九十岁，甚至更老，他像棵在水里泡胀又把水分抽干的植物，皮肤松松垮垮挂在脸上，眼皮松弛垂落，一副似睡非睡的样子。我把果篮放在床头，拉开床边的折叠凳坐下，他浑浊的眼睛看向我，但对于我的到来，他没有半点反应，就像我没认出他那样，他也没认出我。

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奇怪的气味——一种和这养老院一样的气味，潮湿，腐熟，混合着粉尘和皮肤油脂的气味，一种暮老的味道，不知道每个人老了之后，闻起来会不会都是这样。我仔细地看他，他的脸，他的脖子，他放在床边的手。那样干枯又松垮的一只手，我小心地拿起他的手，他的右手小拇指很明显变形，末端指节断过又接上，接合处的皮肤长出一条硬硬的纤维瘢痕，愈合的骨节僵硬膨隆，摸起来像一颗骨头做的珠子。

一道闪电在我的脑海中劈下，霎时将黑暗的回忆照亮，照得彻亮，照得发白。